慧钊 论坛

一切都是假的，我们都被愚弄了，一些是互相愚弄。---忽悠

1、政府的纵容

 

2、各级政府想在土地方面打捞一笔

         中国官方历来喜欢报喜不报忧，哪怕是灾难性事件出现，他都会把它搞得非常正面、积极，但实际如何呢？老天只有公道！

        60、70年代中国粮食短缺，但，每天的新闻里面都是“某某地方粮食跨黄河、过长江、上纲要”，等等，慢慢地就变成了陈词滥调。到今天许多人也没搞明白，“粮食跨黄河、过长江、上纲要”是什么样一个标准，只知道这些都是在胡说，因为当时全国百姓都吃不饱。但就是这样，我们还在成天喊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现在想想，当时的中国比现在的北朝鲜还穷。

 

待续

中国的面积不是很大，但人口太多了，搞一次全国性的政府支持率调查将是很大的工程，在网上搞将不能反映广大农村的实际状况。

但，县、市、省可以独立搞，然后再汇总。那样将出现怎样的状况呢？

我想，若政府不出来买票，政府的支出率将很难看！

 

现在搞民意测验：

1.认为当地政府做得好的投A

2.认为当地政府做得一般的投B

3..认为当地政府做得不及格的投C

4..认为当地政府做得很差的投D

让我们共同见证：

        李自成称是义军，替天行道，李自成拿下了北京。但，内部的倾轧、贪图享受，使他很快又丢了江山；

洪秀全搞拜上帝会，宣传天朝田亩制度，欺骗了一些人为之卖命，但很快，随着洪秀全的过早的称帝享受，队伍很快完蛋。

毛泽东，吸取了以上二位的经验教训，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要为全国人民办实事，把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上，”

从2003年，房价高起，百姓离房产的基本需求越来越远，政府干嘛哪？

 

人人都想有套房，为房辛苦为房忙，薪金贬值囊中涩，房价攀高节节扬；

也曾誓做租房客，不助房商做盗强，多年女友离我去，没房谁做你新娘！

怨天怨地怨父母，生不逢时世态凉，人间广厦千万所，何处容我把身藏！

节衣缩食攒首付，借遍亲友与同窗，总算看到东方亮，却告房政有新章；

政府调控只靠税，羊毛出处还是羊，未见房价有所减，倒为官家填满仓！

量力而行精打算，勉强买套小平方，窝大窝小终是有，手里有房心不慌。

新房到手喜一瞬，做上房奴苦漫长：工资月月无所剩，利率频调总受伤，

戒烟戒酒减消费，加班加点为还偿；

现任女友看房嫁，只能分享不分当，人过三十无生养，嫌贫不敢要儿郎；

都说男人该潇洒，兜里无钱怎风光，人前总觉三分矮，背后更感九转肠！

哎，为房累，致心茫，苦难奈，欲崩狂，

 曾经年少风华茂，而今华发早生霜，半世蹉跎半世过，一生幸福一生亡！

 2010年05月11日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多部委2009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1.审计署:发改委去年违规下达11亿资金

2.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超标发放工资福利逾亿

3.海关总署:企业出资买车建房千万

4.国资委:假发票单据报账金额百万

5.环境保护部:下属单位违规收费逾4亿

6.交通运输部:港口建设费近13亿未征缴

7.审计署机动经费支出1180万元未报财政部备案

8.银监会被查少计收入556万元

9.商务部:近亿投资按1元钱入账 .

 2010-05-28   广州日报  

医生气愤——

最近,癌症辅助用药利润高达1300%的事情再次引起人们对高药价的关注。然而,广东银行医院肝病专家门诊主任杨炯却是另外一种心情:“148元的乙肝药我卖45元,为什么有人不准我卖?”。

去年3月19日全国爱肝日那天,他将零售价148元的乙肝抗病毒药阿德福韦酯片(商品名阿甘定)按进货价45元卖给患者,由于违反了业内潜规则,两个星期后,药商竟停止了给他供货!为何高药价掠财黑链坚不可摧?杨炯感到不解。

文/记者李立志

医院为谋利选择高价药;医生获取“灰色收入”只选贵的;医药代表为高价药推波助澜。“利益均沾”推出“天价药”,目前体制使许多药品成为“安全、合理”地为某些人牟取暴利的工具。

——医生杨炯

“零利润”实验两周夭折

二级经销商施压 一级经销商被迫停止供货

去年3月18全国爱肝日,广州一家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九成乙肝患者感觉目前抗病毒药价格太高,不少患者因为省钱而自行停药,导致病情反复、加重的情况时有发生。即日起,目前各大医院售价为148元的乙肝抗病毒药以45元的价格提供给乙肝患者。”

“当天就有近百人打来电话询问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昨日上午,在医院办公室,杨炯说起当时情形还是很兴奋。“我就是按进货价卖给患者,相比其他医院,降价达到七成。”杨炯找出当时的一份药品出入库登记表,2009年2月16日,进货120盒,进货价为45元/盒。

“我想看看能否切断所有的利益链条,让患者治病不差钱,让医生有尊严。”

“我只是想做个尝试,实现药品零利润,45元的价格提供给乙肝患者,就是想看看能否切断所有的利益链条,让患者治病不差钱,让医生有尊严。”

不料第二天经销商就打来电话,说压力太大。零售价不能太悬殊,两个星期之后就停止了供货。 后来杨炯不得不另找了一家医药公司,药品的售价提高到98元。再后来,干脆换了另外一种药品。

“下游经销商说,不给杨炯断货,他们就不进货。”

 “主要是其他的经销商有意见。”记者找到当时杨炯的供货商杨某。“对于我们来说,卖给其他二级经销商与卖给杨医生都是一样,我都是这个批发价出去。但下游经销商给打来电话:如此低价销售,那他们就没有任何利润可言,要不给杨炯断货,要不他们就不进货。”一番权衡之后,杨某只好断了杨炯的货。“还是不要破坏游戏规则好。” 到2009年4月初, 杨炯的“药品零利润”行动仅仅坚持了两个星期。得知消息的患者以比其他医院低七成的价格拿走了400多盒药。

医药代表曝光药品黑链

为什么有人不准我卖?”杨炯一直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一线用药想进入三甲医院的采购范围,前期的公关费用在15~20万元之间。专科用药大约3~5万元之间。”胡静(化名)是一家医药公司的代表,在熟人的引荐下,他向记者介绍了一种药从药厂到患者手中,各个环节层层加价,其黑幕之深,让记者也不由得目瞪口呆。其实除了患者,谁都不想医药降价。

一线药公关费要15~20万

为进入三甲医院招标范围,院长、主任都要打点。

所谓一线药,就是临床用量比较大的常用药,比如抗生素,降压药等。阿德福韦酯片是一种口服抗病毒药物,用于治疗有乙型肝炎病毒活动,因为要长期服用,临床的用药量非常大。“肝病科都是医院的大科室,代理商都想着将药卖进医院。”

进三甲医院,至少要好几道关。首先是院长,现在医院都有一个医药委员会,主管的副院长,药科主任,具体科室主任都得一一打点到。这个前期的公关费大约在15~20万元之间,包括吃饭,娱乐等费用。”胡静说,这些人同意之后,再经过招标等程序,药就能进入医院了。“如果不是一线药,几万元就可以了。”

医生开药提成占药价三成

药品最终售价中,流通领域的加价超过八成,成本仅一成多。

进入医院的药房后,要把药卖出去,还得要医生开药。“医生开药有提成,这是公开的秘密,医生的提成约为25%~30%。”

但加价还远远没有达到顶点。按规定,根据招标价医院可顺加15%。医药公司也要利润吧,10%,医药代表也有提成,3~5百分点,然后还要交税,15%~25%。层层算下来,当这种药最终销售到患者手中时,流通领域的加价就占卖出价的80%以上,而成本只有一成多。

“就说阿德福韦,区域总经销(一级经销商)的价格在40元左右,经上述流通环节后,价格至少涨3倍,达到120元左右。”记者昨日从某三甲医院的博惠药房买了一瓶阿德福韦,售价是115.2元。

破坏潜规则就进黑名单

平价药让大家都不赚钱,经销商会要求厂商停止供药给你。

最近,杨炯又找到了一家药厂,而且进价更低。“药厂给我是38元价,我就按这个价卖给患者。”杨炯说。而记者从其他医院了解到,这种药他们的价格是160元左右。

胡静对杨炯的计划并不看好。“如果你量不大还好办,一旦你量大起来,你不被‘潜规则’都难,因为药品价格在实际生产成本往往只占30%,你让大家都不赚钱,经销商首先会要求厂商停止供药,如果你从外地想办法弄到药再继续低价卖,经销商一定会联手企业‘封杀’你”。

相关比例数字：

生产成本 15%~25%

医药公司 10%

医药代表 3%~5%

医院 15%

税 15%~25%

医生提成 30%

税 15%~25%